經濟危機的收入不平等效應：基于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2016年第10期  

作者：朱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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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經濟危機對于收入不平等既是結果也是原因，兩者之間存在雙向強化的反饋機制，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就是其典型例證。經濟危機的收入不平等效應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勞動需求的大幅減少、經濟主體的轉變和工人組織力的下降等因素，都成為收入不平等在經濟危機期間惡化的傳輸渠道和作用機制。經濟全球化通過國際貿易和彙率變化及國際資本流動強化了這些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及危機調控政策對于資本和勞動的影響都是非對稱的。基于2008年金融危機，本文試圖在分析經濟危機期間收入不平等變化的基礎上，建立起收入不平等的一般危機分析框架。

一、引言

在《資本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等著作中，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觀，運用矛盾分析方法，從生産（供給）、交換（市場）、消費（需求）到社會經濟制度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分析。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從消費（需求）的角度指出，資本主義對抗性的分配關系使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隻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以内變動的最低限度，這必然造成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對縮小，商品生産與實現之間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因此，“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後原因，總是群衆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産竭力發展生産力，好像隻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産力發展的界限”。圍繞這一主線，其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進一步探讨了收入分配影響經濟危機的渠道和機理，逐步建立起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分析框架。實際上，資本主義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危機之間并非隻存在單向的作用機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通過不同的渠道與機制對收入不平等也産生重要影響。近兩百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史表明：每次經濟危機的一項重要後果，就像其起因一樣，都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幅上升。在危機爆發期間，供需鍊條斷裂導緻勞動需求大幅下降，工人大量失業，工資壓縮，勞動力相對于資本的談判地位下降，公共支出與貨币資産價格下降也推波助瀾。在經濟複蘇過程中，勞動需求的減少、經濟主體的轉變、工人組織力的下降，以及有傾向性的經濟調控政策，都抑制了勞動收入份額的恢複及提高。因此，經濟危機對資本與勞動的影響是不對稱的，資本收入份額下降慢、恢複快，在危機治理過程中，資本也受到優待，而這都是以犧牲公衆的利益為代價的。所有這些都導緻了危機之後的收入不平等上升效應。

在最近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經濟全球化對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起到了突出的推動作用，這使得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影響收入不平等的過程呈現了新的特征。在當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進出口貿易的變化、彙率波動以及FDI和國際證券組合投資的變化，都促使資本可以通過在國際間的流動來保證收益率，而勞動力在世界勞動力後備軍過剩的情況下，就顯得更為被動，在經濟危機和複蘇期間，收入不平等都會進一步惡化。

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雙向的作用機制，但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危機的影響并不是本文的主題。以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為背景，本文主要論述危機之後收入不平等狀況的變化，探讨危機對收入不平等影響的渠道與機制，以及經濟全球化在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對收入不平等的突出影響。

二、危機後的收入不平等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會導緻失業率上升和勞動收入的下降。在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中，不論是失業人數之高還是高失業率持續時間之長都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僅有的，表1顯示了危機前後的失業人數和失業率。美國就業率最低值出現在2009年－2011年。2011年8月以後就業率略有波動地緩慢回升，就業情況有所好轉。但是美國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沒有明顯改善。2009年以來勞動力就業參與率持續保持在45％左右的低位，低于近二十年的平均水平，這說明美國整體就業狀況改善并不明顯，長期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此次經濟危機所導緻的長期失業人口在2010年達到641.2萬，是有數據記錄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此外，長期失業者占所有失業人口的百分比也達到曆史最高值。不僅如此，勞動力還産生了分化。根據美國“全國就業法律工程”2012年的研究報告，在經濟危機期間，低、中等和高工資崗位分别減少了21％、60％和19％；在經濟複蘇階段，以上崗位分别增加了58％、22％和20％。因此，工資處于貧困水平以下的工人比例由2006年的23.3%增加到了2011年的28％。

表1美國失業人數及失業率（2005年－2015年）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統計局

在危機期間，嚴重的失業問題造成了失業者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急劇下降。根據米舍爾和傑的實證分析，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實際小時工資中位數幾乎沒有變化，之後略有增長，直至21世紀初達到峰值。2009年由于通貨緊縮和工人的通貨膨脹預期，該指标略有上升，如果考慮到各種福利和補貼，變化趨勢也是如此。随後，實際小時工資中位數持續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擴張性的财政政策及寬松的貨币政策導緻的通貨膨脹。勞動收入的變化在不同群體之間也是不一樣的，實際收入（包括工資及各種福利補貼）平均值和中位數的不同變化體現了這一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實際平均收入水平一直是上升的，此次金融危機之後下降也不大，隻是回到了2005年的水平。如果不是2009年的通貨緊縮，下降的幅度要大得多，可能要像中位數那樣回到十年前的水平。實際收入中位數相對于平均值的大幅下降說明危機之後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劇上升。

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公司部門中勞動收入份額在2008年後直至2012年經濟複蘇，一直呈下降趨勢，稅後利潤份額的變化趨勢正好與之相反（圖1）。根據杜福爾和奧爾漢加濟的實證分析，非金融公司部門的稅後利潤與其非金融資産的百分比，在2007年經濟陷入衰退後下降，但2009年迅速反彈并超過了危機前的水平。金融部門利潤率的變化趨勢與之相類似，然而，市場的兼并重組及政府的支持政策，使得金融部門的利潤率下降不多、反彈則更為強勁。

美國商務部人口普查局《收入、貧困和醫療保險》專題研究報告顯示，在危機之初，金融資産價格的下降使得高收入階層收入減少，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減輕，2007年和2008年基尼系數略微下降。随着金融市場的複蘇，收入不平等程度繼續上升。基于貨币收入測算的基尼系數2011年上升至0.477，基于等值調整收入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463。塞斯在《美國高收入者的演化》一文中，依據美國國家稅務局的稅收數據指出，在2009年－2012年期間，美國家庭平均收入上升了6％，但是這個收入增加分布極不平均。在這段時間内，被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抨擊的美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收入上升幅度達到31.4%，而其他99%的家庭收入增長僅為0.4％。該專題研究報告還顯示，危機之後的貧困人口大幅上升，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從2007年的12.5％上升到2011年的15%。許多家庭的收入也大幅下滑，在2007年和2011年間，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的家庭比例從11.9％上升到13.5％，收入在15000－24999美元的家庭比例從11％上升到11.5％．收入介于75000－99999美元和100000－149999美元這兩組家庭的收入減少最多。

在危機爆發期間，失業率上升、工資水平下降、勞動收入份額降低，而利潤份額卻呈現出逆周期的行為特征。這次危機以來，美國盡管實施了扶助貧窮家庭和小微企業的财政政策，但是至今看來其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且還有擴大的趨勢。由此可見，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沒有修複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加劇了這種趨勢。經濟民主化進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表明這場金融危機的病根并沒有真正清除，未來可能爆發更大的危機。經濟危機的爆發導緻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其中存在着一系列内在的傳導渠道和作用機制。

三、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的成因與機理

一般來說，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收入不平等産生的主要原因無疑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抗。除分配關系，當然其他方面的社會和制度因素也是重要原因。但在經濟危機期間，收入不平等狀況的惡化又帶有明顯的經濟周期特征，具有不同于正常狀态下的特殊原因與作用機制。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進入衰退并延續至2009年第二季度，GDP大幅下降。自2009年第三季度起，美國經濟開始從衰退中複蘇，但總體而言複蘇乏力。2010年－2012年的GDP年度增長率在2.0％左右徘徊，明顯低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數次危機後GDP的年度增長率。整體經濟活動放緩直接減少了對勞動的需求，勞動需求的減少是短期内影響個體和家庭收入的主要原因，它表現為對工人的直接解雇、勞動時間的縮短、失業率的提高，非正式部門自我就業的上升以及對家庭提供的産品和服務需求的降低。這些不利的沖擊給具有不同技術水平的勞動者帶來的影響是不一樣的。低素質和低技能的勞動者首先被解雇，由于存在較高的雇傭成本、培訓成本和解雇成本，企業傾向于把高素質和高技能的勞動者儲藏起來。此外，低素質和低技能的窮人缺乏非貨币資産，在受到勞動力市場的不利沖擊時，無法通過其他手段緩解家庭收入的減少，有的陷入絕對貧困狀态。

為應對萎縮的經濟，政府采取了刺激總需求的調控政策。2009年第二、第三季度政府消費支出與總投資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正，但由于債務急劇膨脹，政府繼續增加消費支出和投資力不從心，所以自2010年之後的13個季度中，有11個季度政府部門消費支出與投資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為負。同時，政府消費支出與總投資在國内生産總值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季緩慢下降。在私人部門方面，由于在危機中，個人及家庭收入大幅下滑，為了維持正常的消費支出，有的不得不動用了儲蓄，緻使美國人的儲蓄率在2013年第一季度降至2.3％。就私人投資而言，“除2009年第一、第二季度受危機沖擊大幅下降外，此後15個季度中，有13個季度私人國内總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是正的。與此同時，私人國内總投資占GDP的比例也緩慢上升，從2011年第一季度的11.9%上升至2013年第一季度13.4%。但是，私人國内投資總值處于極低水平，迄今尚未恢複到2008年及之前的水平。”

美國經濟危機的産生及其收入不平等狀況的不斷惡化與美國經濟主體的轉變也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美國經濟的主體由傳統的工業走向金融資本時代，并成為支配經濟和社會運轉的主要力量。戰後美國的金融、保險和房地産行業發展迅速，在20世紀80年代末成為超過制造業的最重要的部門。美國經濟分析局的統計數據顯示，金融、保險和房地産在GDP中所占份額從1970年的14.7％上升至2012年的20%，而同期，制造業的份額從27％下降到了12％。同時，非金融部門金融化程度越來越高，非金融企業的收入越來越多地來源于金融投資而非生産性活動，金融已經滲透到國内經濟的各個部門。如果金融業的發展明顯脫離實體經濟，其融資功能将被明顯削弱，這将導緻大量流動性在金融系統内空轉，而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卻居高不下，金融監管也很難跟上金融業的發展水平。金融業的過度發展最終使其市場估值上升至實體經濟無法支撐的水平，而資産價格泡沫的破滅通常會導緻曠日持久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

2008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初期，美國的金融業秩序混亂，金融機構破産、并購頻發。據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的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2月末，受金融危機影響已有43家銀行先後倒閉，金融業并購交易數量和交易金額急劇上升。美聯銀行、美林集團、雷曼兄弟、華盛頓互惠銀行、貝爾斯登、太陽信托銀行等銀行業和保險業巨頭被競相收購。整個危機期間約有100多家金融機構宣布破産或被收購。由于危機前金融泡沫嚴重，金融資産過渡膨脹、價格扭曲，因此危機爆發後價格大幅下跌，這就給并購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金融業的并購無論在數量還是總額上都在全部并購案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金融業的進一步壟斷，一方面加速了金融業内部利潤的集中，另一方面利用其自身的特殊地位，占有實體經濟資本在生産過程中攫取的剩餘價值和普通勞動者的收入，這兩方面都提高了整體經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與此同時，政府采取的應對危機的量化寬松貨币政策、擴張性的财政政策及收入政策和産業政策，首先施救的是銀行、投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尤其是貨币政策，其救助範圍往往局限于金融市場内。這樣就出現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作為全球金融危機的源頭，“金融保險房地産”的增加值不僅繼續在服務業中位居第一，而且該值僅在2008年比2007年略有下降，2009年後連年創下曆史新高，可以說幾乎沒有受到危機影響。這樣，一方面進一步拉大了“金融保險房地産”行業與其他行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金融保險房地産”行業享受到了救助的好處，其他行業不但沒有享受到調控政策帶來的福利，卻還要支付相應的救助成本。後續的經濟複蘇計劃，如促進就業、減稅、醫療保險改革和救濟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個人的收入并刺激了消費，但公共債務與日俱增。自2010年第二季度起，美國累計公共債務與GDP之比已超過90％的警戒水平，相隔半年後的2011年第一季度又進一步突破了100％，對經濟增長形成了抑制，2013年5月公共債務最新值為16.739萬億美元。巨額公共債務最終還是落到公衆身上，同時也抑制了工資收入的增長和公共福利的提升。、

另外，2008年12月開始施行的超低利率政策使得普通儲蓄者的收入相對減少，而投資者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得信貸從事收益較高的投資獲得，可以獲得比儲蓄者更高的收益，這樣危機中的超低利率政策實現了收入從儲蓄者向投資者的轉移，進而加劇收入不平等狀況。

資本與勞動之間收入不平等産生的根源在于二者地位的不平等，直接表現為勞動力在工資方面的讨價還價能力低，經濟危機的爆發更是降低了這種能力，工會密度（參加工會的工人數占全體工人數的比率）就是衡量這一能力的重要指标。工會密度與工人工資收入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過去四十年的時間裡，美國工會密度一直呈下降趨勢，21世紀初，工會密度穩定在12％左右，金融危機使得工會密度在2012年加速下降到了11.2％。私營部門的工會密度更低，危機後工會密度從2008年的7.6%降到了2012年的6.6％。工會讨價還價的能力高，就可以使工人獲取生産過程中産生的部分剩餘，赫希認為，随着工會密度的下降，工會給工人帶來的額外收益也随之下降。私營部門工會給工人帶來的工資提高部分在1984年占25％．到了2010年這一數字逐步下降到了20%，工會密度的下降導緻了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這在工會密度下降幅度大的行業表現最為明顯。另外，根據經濟危機中的主要停工和罷工情況，也可以看出工人的讨價還價能力和工會所處的地位。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統計資料，在2008年－2013年間，罷工人數最少的發生在2009年，隻有2400人，最多的發生在2011年，也隻有52600人。同期，如圖2和圖3所示，2011年和2012年，主要停工次數均為19次，最少的為2009年，隻有5次，分别對應的停工天數為113萬、102萬和12萬天。

在正常情況下，由于資本的強勢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工人本身就處于不利的談判地位，而在經濟危機期間就更是如此，經濟危機讓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對抗性的矛盾暴露無遺。這種對抗性的矛盾，通過解雇工人、不公平的經濟政策和工會地位不斷地下降等渠道，進一步惡化了收入不平等狀況。經濟全球化這把雙刃劍使不斷惡化的收入不平等狀況雪上加霜。

四、全球化的角色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社會資本的再生産時假定資本主義經濟是封閉的，而當前資本主義國際經濟往來非常密切，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中，經濟全球化通過國際貿易、彙率、國際資本流動等渠道對收入分配不平等産生了突出的影響。

在過去幾十年間，垂直分工體系使美國進出口貿易大幅增長，同時進出口貿易的變化對收入不平等造成結構性的影響。2009年美國進出口貿易因金融危機分别暴跌22.8％和14.2%，但自2010年起，進出口貿易即轉跌為增，且持續增長，其中2010年出口就超過了2008年的水平，2011年起進出口更是連創曆史新高，2012年商品和服務進出口總額分别達27452億美元和22106億美元，合計近5萬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的增長，一方面使得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産業受益，行業利潤增加，高技能工人和精英階層在世界範圍内都具有較高的競争力，也随之受益；另一方面卻給勞動密集型産業帶來不利影響，行業利潤下降，低素質工人失業、談判地位的下降和勞動收入的大幅減少。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如果進口商品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就會把生産轉移至勞動力富裕的國家或地區，這樣可以獲得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但國内低技能水平的勞動工人因國際貿易引起的産業轉移而失業，收入相對更少，這直接導緻了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剩下的多為資本密集型産業，如果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于1，也會導緻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路婧在《美國經濟金融化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一文中，把外貿依存度等變量作為解釋變量、收入不平等（以基尼系數衡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計量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計量與實證結果發現外貿依存度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且非常顯著，也說明了對外貿易的增長會加劇收入不平等。

關于國際貿易與收入不平等問題，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元彙率的異常走勢狀況應引起特别的注意。危機爆發至2008年上半年，美元一直呈貶值趨勢，其有效彙率水平不斷下降。美元彙率的下跌在短期内無疑刺激了出口，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如前所述，這同時也提高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産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由于美國宏觀經濟基本面的惡化及美國長期存在的經常賬戶不平衡問題，這種狀态普遍被估計将持續下去。然而，在金融危機不斷蔓延和加強的時候，由于全球投資者購買美元和美國國債的需求有所增加、利差交易的逆轉和國際銀行的美元短缺等因素，美元彙率卻一反常态的突然走高。盡管美元彙率出現過短時間的大幅調整，但總體趨勢是不斷上升的，其有效彙率水平在2009年3月份達到最高峰，美元對大部分主要貨币的彙率也在此期間達到最大值。此後美元彙率水平有所下降，到2009年9、10月份逐漸趨于穩定。美元彙率的走高，在抑制出口的同時，不斷擴大進口的規模，這樣就從整體上惡化了就業狀況和阻礙了工資水平的提高。當然，由于美國進出口結構的特殊性，所産生的影響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存在差異，對不同勞動力群體所産生的影響也不盡相同。需要注意的是，美元彙率的走高在惡化整體經濟福利的同時，金融部門的狀況卻大幅度的得到改善。由于進口商品價格下降，出口部門産品過剩，進而整個社會商品供給過剩帶動商品價格下跌，這一方面導緻金融部門的名義與實際收入上升；另一方面，企業迫切需要金融中介為之融資，供給過剩也需要金融部門提供各種信貸擴大總需求，為過剩産品尋求出路。這兩者都無疑使得金融部門從美元升值中獲得了大量的利益。

在金融危機爆發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容易受到國際經濟組織及相關國家的支配，國際資本乘機進入收購廉價資産、攫取高額利潤。美國不存在這方面的問題，但金融危機爆發初期國際資本流動也有顯著的提升，随之急劇下降，然後快速反彈，呈現出階段性特征。根據科爾内基的研究，2008年來自國内及國外的FDI達到峰值，國内的FDI主要集中于金融領域的并購，占總份額的31.1%。證券組合投資表現也極為突出，2007年達到峰值，直到2011年才開始明顯下降。長期上升的國際資本流動在2009年戛然而止。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組織《2010年世界投資報告》，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美國的FDI流動量受到沖擊最大，2009年流人量環比下降高達60％，從3246億美元降至1300億美元，FDI流出量也由2008年的3300億美元下降至2009年2480億美元，但美國依然為直接投資淨輸出國。如表2所示，包括長期和短期流動資本在内的國際資本淨流入在2009年環比大幅下跌超過8000億美元，從2008年的淨流入5176.42億美元跌至淨流出3163.3億美元，從2010年開始，國際資本恢複流入美國，但一直未超過2008年的水平。

表2美國國際資本淨流入（2007年－2014年）（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美國财政部網站

在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美國淪為直接投資淨輸出國，這無疑對資本是有利的，為剩餘資本提供出路、提高資本邊際效率，進入或擴大市場，最終目的無疑是賺取利潤。但在資本總額一定的前提下，也會使本國的投資下降，從而減少國内的就業機會，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失業率上升，勞動力後備軍隊伍擴大，這又從整體上降低了工人的談判地位和收入水平，進而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為了緩解勞資矛盾以及工人長期失業對社會造成的不穩定，美國政府利用危機期間失業率長時間處于高位，勞動力供給充裕、工資增長受到制約契機，大規模開發利用頁岩氣等非常規能源，加之美國政府推行“再工業化”戰略、實施“投資美國”計劃，本土制造業加快發展，海外産業出現一定程度的回流。2009年－2012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5.8％，是2001年一2008年年均增速的2倍。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制造業勞動力的工資收入水平，緩和了制造業相對于其他部門的收入不平等狀況。

在危機期間，國際金融投資（金融領域的FDI和國際證券組合投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金融投資加速金融業并購，提高了市場的壟斷程度，并使美國金融市場逐步複蘇，金融資本的利潤率快速提高。雖然，金融從業人員改變不了被資本剝削的性質，但其收入也在不斷增加，與其他行業相比，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這隻是微觀上的分析結果。從宏觀角度來看，金融投資的增加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響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有所差異，這與金融投資的規模與結構密切相關，兩者之間的關系呈現非線性。但有一點是确定的，金融投資在危機階段勢必會通過三個渠道惡化收入不平等狀況。首先，通過投資及投機行為提高金融業的利潤及收入水平；其次，促使金融資本與産業資本的進一步融合，為共同盤剝勞動提供資金來源及工具支持；最後，通過各種金融資産及其衍生品獲取高額利潤，這些利潤無非是直接參與剩餘價值分成的所得或通過各種貸款進一步榨取勞動者的工資收入。

五、結論與啟示

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顯著提高，美國尤甚。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無疑是其産生的根源，經濟結構的不斷演化、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的形成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實際上，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危機之間存在雙向強化的反饋機制，雖然經濟危機引發的宏觀經濟現象早已引起廣泛注意，但是經濟危機加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傳輸渠道與作用機制一直受到忽視。

經濟危機期間收入不平等的惡化具有明顯的經濟周期特征，這也就決定了收入不平等在經濟危機期間必然遭受經濟制度本身及經濟危機的雙重沖擊，這一點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得到了突出的體現。總需求的大幅下滑對于收入分配有着直接的影響，雖然總需求的影響對象既包括勞動，也包括産品（間接影響了資本）。但是這一影響在資本與勞動之間是不對稱的，對資本的影響可以通過解雇工人、降低工資來轉嫁，同時可以在全球範圍内轉移資本，以求相對較高的收益率，而對勞動力的影響卻隻能由自身來承受，隻能接受失業、收入減少的事實。當然，具有不同技能水平的工人受到的沖擊也是不一樣的，經濟危機期間低技能工人收入下降的更多、更快。美國經濟主體的轉變在這次危機中對收入不平等也有着重要的影響，金融業的快速發展不但使其自身攫取了高額利潤，也把産業資本及整個經濟的運行與其牢牢地綁在了一起，相對于金融和産業資本家，由于工人的收入低、增長慢，儲蓄率低、增長慢，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這種不平等關系也帶來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這種性質的不平等也使得資本與勞動對于危機有着不同的承受能力，而且危機期間經濟調控政策也是以資本的利益為中心的，這樣工人所得到的利益與付出的代價必然是不對稱的。

在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中，經濟全球化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有着突出的影響。美國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的特殊性，決定了國際貿易及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對資本與流動的影響也是非對稱的。進出口的增長，FDI的下滑、證券組合投資的活躍，在抑制工人就業複蘇和工資增長的同時，提高了資本的收益率，尤其是金融資本的收益率，彙率的異常表現也通過這兩個渠道進一步惡化了收入不平等狀況。

對于收入不平等，經濟危機既是結果也是原因，經濟危機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是複雜的，既有基本矛盾的影響，也有經濟體制方面的因素。不同的影響有交叉、重複，有的影響是同向強化，但也有的影響是反向抵消，這使得在後續研究中定量分析成為必要。